进化心理学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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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 速览

第一编 进化心理学的基础理论

第 1 章 导致进化心理学出现的科学运动

进化生物学经历了若干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进化是指有机体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这种观念在达尔文被世人认识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达尔文之前的理论都不能解释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他对进化生物学的最高贡献，该理论包含三个必要成分：变异、遗传和选择。当某些遗传变异比其他遗传变异带来了更高的繁殖成功率时，自然选择就会发生。简而言之，自然选择的含义是，由于遗传变异的繁殖成功率差异，导致了有机体的性状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自然选择为生物科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还解决了几个重要的难题。首先，它阐明了有机体结构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因果过程。第二，它提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新物种的起源。第三，它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统一到一棵宏大的进化之树上，同时指明了人类在这个进化谱系上的位置。尽管很多人试图寻找自然选择理论的缺陷，但是它依然在科学界存活了将近 150 年，这个事实足以表明自然选择理论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 AIexander，1979 ）。

达尔文提出的进化理论除了自然选择（有时也被称为“生存选择”）之外，还有第二种进化理论：性选择理论。性选择理论主要被用于解释那些与成功繁殖相关，而不是与成功生存相关的进化特质，它一般通过两种过程来发挥作用，即同性竟争和异性选择。在同性竞争中，胜利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从而拥有更高的繁殖成功率。而在异性选择过程中，如果生物个体拥有异性所偏爱的特征，那它就更有可能获得繁殖成功。性选择的这两种过程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进化的发生——即由于繁殖成功率的差异而导致性状发生演变。

很多生物学家曾经拒绝接受达尔文的理论，主要原因是达尔文缺乏一种可行的遗传理论。后来，当人们认识到孟德尔工作的价值后，达尔文的理论才得到了支持；并且在一场名为“现代综合”的运动中，自然选择理论和遗传理论结合形成了新的理论。根据新的理论，遗传不是父母性状的混合，而是颗粒式的传递。也就是，最基本的遗传单位（即基因）是以独立颗粒状存在的。它们不会发生混合，而是独立完整地从亲代传递给子代。颗粒式遗传理论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内容。

继“现代综合”运动之后，欧洲的两位生物学家，康拉德·洛伦兹和尼古拉斯。廷伯根开创了一场新的运动，即习性学运动。习性学家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研究动物的行为，主要考察动物行为的起源与功能。

1964 年，威廉·D·哈密尔顿发表了两篇革命性的文章，对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重新诠释。哈密尔顿认为，选择的操作过程不仅包含经典适合度（直接的繁殖成功），还包含广义适合度——即除了个体的直接繁殖成功之外，还包括对遗传亲属的繁殖成功率的影响；其中，个体对亲属的贡献大小取决他们之间的基因相关度。广义适合度理论使得研究者用“基因之眼”来看待选择，从而对自然选择理论的理解更加准确。

1966 年，乔治·威廉斯出版了到今天仍然被奉为经典的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这本书产生了三大影响。第一，它导致了群体选择理论的衰落。第二，它推动了哈密尔顿理论的传播。第三，它为我们确认适应器界定了非常严格的标准，包括有效性、可靠性和经济性。20 世纪 70 年代，罗伯特·特里弗斯在哈密尔顿和威廉斯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开创性理论：互惠式利他理论、亲代投资理论和亲子冲突理论。至今，这三种理论的影响力依然强劲。

1975 年，爱德华·威尔逊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这本书试图对进化生物学的重要发展进行综合。威尔逊的著作激起了极大的争论，很大的原因在于他在此书的最后一章对人类自身所进行的探讨。他提出了大量的假设，但是缺少实证依据。

很多人不喜欢威尔逊的书，反对用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的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对进化论持有误解。与他们的误解相反的是，进化论并不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也不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不可改变的，进化论也不意味着最优设计。

来自多个领域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了现代人类在进化历程中发生过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人类所属的哺乳动物起源于大约 2 亿年前。灵长目动物大约在 8500 万年前出现。我们的祖先从 440 万年前开始两足行走，大约 250 万年前制造出最早的粗糙工具，160 万年前开始使用火。随着脑容量的增长，我们的祖先发展出了更加复杂的工具和技术，并逐渐迁移到世界的各个地区。

在进化生物学发生变化的同时，作为进化心理学的必要内容之一，心理学领域也在发生变化。弗洛伊德强调生存和性行为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求生本能和性本能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刚好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相对应。1890 年，威廉·詹姆士出版了《心理学原理》一书，提出人类拥有大量的特殊本能。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心理学家们远离了进化论，开始推崇激进的行为主义。根据行为主义的观点，少数高度一般化的学习原理就足以解释人类的复杂行为。

然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一般性学习原理并非总是有效的。哈里·哈洛关于猴子的研究表明，尽管猴子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得一级强化物，但是它们并不会因此更喜欢金属妈妈。约翰·加西亚的研究表明，有机体能够很容易地学会一些事情，却很难学会另一些事情。有机体的大脑内部一定在进行着某些活动，它们不是单单依靠外部强化就能够解释的。

这些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终于引发了认知革命。心理学开始重新探讨“大脑内部活动”。认知主义以信息加工喻为基础——即将大脑内部机制描述为特定形式的信息输人，依据决策规则所进行的信息转换，以及生成行为或其他输出。

人可能与生俱来就已经拥有了某些预置程序或特定装备，规定了对某些特定信息做出反应而忽略其他信息。这种观点为进化心理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进化心理学代表了现代心理学和现代进化生物学的真正综合。

第 2 章 作为新科学的进化心理学

这一章涵盖了四个主题：（ 1 ）建立关于进化心理机制的假设的逻辑；（ 2 ）进化过程的产物；（ 3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特征；（ 4 ）检验这些假设所采取的科学研究程序。

在讨论建立进化假设的逻辑时，我们最先考察了四个水平的分析过程。这四个水平从最一般到最具体依次是：一般进化理论、中级水平的进化理论、具体的进化假设，以及从这些假设中得出的对实际现象的具体预测。形成假设的一种方法就是从较高的水平到较低的水平。中级水平理论能够产生多个假设，而每一个假设又能够形成若干可进行检验的预测。这个过程可以被称做建立假设和预测的“自上而下”策。

第二种方法是从己知的或观察到的现象开始着手，比如男性比较看重女性的外貌。从这个现象出发，我们就能够建立关于这种设计特征的潜在功能的假设。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被称为逆向工程法（ reverse engineering ），它是对自上而下方法的有益补充。

进化过程产生了三大产物：适应器、适应器的副产物以及随机影响（或者叫噪音）。进化心理学家主要关注适应器。更具体地说，他们重点关注那些构成人类本性的特殊适应器：心理机制。心理机制也就是信息加工装置，它们之所以表现为这种形式，是因为它们曾经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反复出现的、有关生存和繁殖的适应性问题。经过了进化选择的设计，心理机制只加工特定的信息，按照决策规则对信息加以转换，产生的输出包括：生理活动，生成能为其他心理机制所用的信息，或者直接生成外显的行为。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得到的输出结果，通常就是某种特定的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让我们能够有依据、有把握地“按照心理机制的自然分界线对其进行划分”；心理机制具有问题特殊性，它们数量繁多，并拥有某种功能特征。

一旦形成了关于某种进化心理机制的假设，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去检验它。检验进化假设需要倚仗比较的方法，查明你所研究的群体是否像你预测的那样具有某种独特之处。这种方法致力于比较不同的物种，比较不同文化中的人的表现，比较人们的生理反应和脑成像特征，比较拥有不同遗传基因的人，比较同一物种内的不同性别成员，比较同一性别中的不同个体以及同一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从而对进化假设进行检验。

进化心理学拥有大量的潜在资源可供使用，其中包括考古学记录、当代的狩猎—采集社会、自我报告法、观察者报告、实验室实验中来自被试的数据、来自公共记录的生活史数据以及人类的制造物。每一种数据来源都有其优势，但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每一种数据来源所提供的信息，都是其他来源不能替代的。而且，每一种数据来源都拥有各自独特的缺陷和弱点。所以，如果一项研究采用了两种或者多种数据来源，那么它通常比只采用一种数据来源的研究更好。

本章的最后一节简要介绍了几种主要的适应性问题。有四种适应性问题是从现代进化理论中直接衍生出来的：生存和成长问题、择偶问题、抚养问题和遗传亲属问题。确定适应性问题的其他方法来自于有关人类社会普遍结构的知识、传统的部落社会、古人类考古学、任务分析以及我们现在的心理机制。现在的心理机制，比如恐高、爱吃高脂肪的食物，以及偏爱与大草原相似的风景等等，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口，启发我们去考察古代适应性问题的本质。

第二编 生存问题

第 3 章 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

很多恶劣的自然条件，比如食物短缺、毒素、捕食者、寄生虫、疾病以及极端的气候等问题，反复地困扰着我们的祖先。人类已经进化了许多适应性的机制来克服这些障碍，以便能够存活下来。获得食物是最重要的生存问题之一。除了食物短缺之外，有机体还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该吃哪些食物（比如富含热量和营养物质的食物），不该吃哪些食物（比如有毒的东西），以及如何获得那些能吃的食物。人类进化成了杂食动物，不仅食用植物，还以许多动物的肉类为食。人类拥有的适应器包括：对富含热量的食物表现出特别的偏好；拥有特殊的机制让我们避免摄入有毒的东西（比如厌恶反应）；拥有特定的机制来排出毒素（比如呕吐、咳嗽、打喷嚏、腹泻和妊娠反应）。人类还使用香料杀死食物中滋生的细菌，这一实践活动很有可能是通过文化交流而传播开来的。人类使用香料的普遍现象支持了抗菌假说。我们之所以喜欢喝酒，有可能源于人类祖先对成熟水果的偏爱，因为熟透的水果中往往包含有少量的乙醇。用火烹饪食物对人类的进化过程非常重要，因为烹饪不仅可以杀灭危险的微生物，还能让食物变得更容易消化。

关于人类进化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如何获得食物的。研究者们提出了两种基本的假说：狩猎假说和采集假说。目前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人类祖先的觅食模式大概是这样的：男性狩猎，女性采集，或许偶尔食用动物的腐坏尸体。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反映出狩猎和采集的不同适应器。平均而言，女性在空间定位的记忆能力上强于男性，而男性在物体的心理旋转、辨别方向和阅读地图的任务中要比女性表现得更好。研究者认为，女性的适应器让她们在采集坚果、水果和块茎时更有效率，而男性拥有的上述各种能力让他们在狩猎中更为优秀。

生存的另一个适应性问题是，寻找一个栖身之所。人类已经进化了对资源丰富而且视野开阔的风景的偏爱，这些特征通常与我们祖先在非洲大草原的居住环境相似。

但是，所有的居所都含有威胁到生命的恶劣条件。所以，人类已经进化了对许多事物的害怕反应来避免这些危险。比如，人类怕蛇、蜘蛛，怕高和陌生人。这些适应性的反应模式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而且只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才会出现。在面对害怕的事物时，人类至少拥有六种行为反应：静止、逃走、战斗、投降、惊恐和昏厥。除了害怕反应之外，人类的注意模式也表现出某种可以预测的偏向——他们能从一堆中性图片中轻易地挑选出蛇和蜘蛛的图片来。人类还拥有一种听觉偏向，它让我们在听到危险声音来临时更早地做出反应以避免危险。我们还拥有俯视错觉，即从顶端向下看时要比从底部往上看时过高地估计高度——这是一种防止从高处跌落的适应器。最后，年仅三岁的儿童就已懂得人与捕食者相遇后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并能理解死亡所表示的复杂含义。

疾病和寄生虫是大自然中普遍存在的恶劣条件，对于寿命较长的生物体而言更是如此。人类已经进化出许多适应性的机制来抵抗疾病和寄生虫。与传统的治疗思路相反的是，体温上升导致发烧的机制，其实是人类抵抗疾病的一种自然身体机能。服用阿司匹林或其他药物，往往会适得其反，延长患者的患病时间。

既然生存对于有机体是如此重要，那人为什么会死呢（或者说为何不能活得更久呢）？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谜团。衰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基本上，选择作用在生命早期更有影响力，因为生命早期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影响一个人后来的整个繁殖期。但是，当人变老的时候，选择压力减弱了；更为极端的情况是，你临死之前所遭受的厄运几乎不会对你的繁殖行为产生任何影响。这意味着，选择倾向于那些在生命早期带来巨大收益的适应器，即使它们有可能让人类在晚年时付出沉重的代价。

自杀也许比“人注定要死”这一事实更令人迷惑——自杀是指一个人有意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念头在下列人群身上最为普遍：繁殖潜能较低，未能在异性恋爱中获得成功，身体状况不好，未来的经济情况不妙，或者认为自己成了家人的重大负担。现有的证据表明，人类可能已经进化了对情境十分敏感的心理机制，用于评估自己未来的繁殖可能性以及自己给家属造成的净损失。

他杀是人类的一个重要死亡原因。来自传统的狩猎一采集社会的证据表明，一对一的谋杀和战争所导致的成人死亡率高达 35％。一个关键问题是，人类是否进化出了杀死同类的心理适应器——这个话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上述所有的心理机制都有助于人们生存足够长的时间，最终到达成年期。但是，到达成年期之后，人们仍然会遇到许多妨碍生存的恶劣条件。不过，他们还要面临一系列新的适应性挑战，那就是择偶问题。这正是我们将在下一编所要讨论的主题。

第三编 性行为和择偶行为的挑战

第 4 章 女性的长期择偶策略

到这里，我们已经大致解开了人类女性的长期择偶偏好之谜。在如何挑选配偶这件事情上，现代女性继承了远古女性祖先的成功智慧。在远古时代，较之善于择偶的女性，那些不加区分就选择配偶的女性可能很难成功地繁衍后代。对女性而言一个长期配偶能给她们带来宝贵的资产，因而挑选合适人选必须作出相当复杂的努力。尽管女性形成的择偶偏好内容各异，而且种类繁多，但它们都与资源相关，能帮助女性解决重要的适应性问题。

很明显，女性通常从配偶那里获取资源。但资源并非总是一目了然的，因而女性的择偶偏好对于某些品质很敏感，这些品质通常预示着男性已经拥有的财富和资源，或者未来获取资源的潜力。的确，与其说女性看重钱，还不如说她们重视那些能够获得资源的品质，比如上进心、智力和年龄。女性通常会细致考察这些个人品质，以此来评估一个男人的潜力。

然而，光有潜力是不够的，因为在拥有巨大潜力的男性中，很多人也非常挑剔。有时，这些男性满足于短期的性关系，不愿意给出长期的承诺，这就让女性面临一个难题。对于这个问题，解决手段之一是寻求对方的爱情。爱情往往标志着一个男性从事实上对某个女性作出了承诺。

对远古女性来说，即使一个男人爱她并且愿意给出承诺，但如果他在体能上很容易被其他男性打败，那么他仅有爱情和承诺也是不行的。假如女性嫁给一个瘦小、身体孱弱、缺乏勇气的男性，她有可能会受到其他男性的伤害，她的家庭财产也有可能被他人夺走。相比之下，高大强壮的运动型男性可以保护她们。这样一来，远古女性和她们的孩子在生活中就有了安全保障。现代女性是那些繁衍成功的远古女性的后裔，因而也继承了对男性的力量和体能的偏爱。

最后，对女性而言，如果她的丈夫染上疾病或者突然死亡，或者说夫妻之间无法相处争吵不休，那么所有的资源、承诺和保护都没有意义。所以，妻子通常悉心照料丈夫的健康以确保能长期受益，同时迎合丈夫的个性和兴趣以保证忠诚和家庭稳定。如今，女性的许多择偶偏好仍然与千万年前女性祖先们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保持着完美的对应。

女性的择偶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下列背景因素作出重要的适应和调整，这些因素包括：女性自己拥有的资源、时间背景、女性自身的配偶价值、模仿漂亮女性的选择。此外，择偶偏好也会随着性取向而变化。根据结构性资源缺乏假设，已经拥有大量资源的女性不会像缺乏资源的女性那样看重男性的资源。然而，这个假设并没有得到现有研究数据的支持。相反，高收入的女性比其他女性更加看重未来配偶的收入和学历。另外，女性在择偶时也会考虑这是一段长期关系还是短期关系。具体而言，在选择长期伴侣时，女性特别看重对方是否具有一家之主和好父亲的品质或潜力。但是在选择短期伴侣时，这些品质却远没有那么重要。在女性身上，还存在一种择偶模仿现象。当女性看到一个男人身边有女伴时，特别是，如果女伴非常迷人并且对该男性很有兴趣，那么女性们也会认为这个男人很有吸引力。此外，那些对自己的外貌有客观评价、认为自己很有吸引力的女性，通常拥有更高的择偶标准，她们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富有男子气、对称性好、社会地位高、迷人、健康、体型匀称。

择偶偏好之所以得以进化，说明它们确实对实际的择偶行为有着长期而反复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能期望女性的心理偏好和行为完全一一对应。人们并不能总是得偿所愿。不过，有几项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的择偶偏好对她们的行为确实有影响。在征婚广告中，女性对经济实力强的男性有更多的回应。社会地位高和资源丰富的男性更有可能结婚。在一夫多妻制社会，社会地位高的男性通常拥有多个妻子，而贫穷的男性却只能打光棍。男性都喜欢漂亮女性，所以漂亮女性更容易得到想要的东西，她们的择偶行为也最具代表意义。有研究表明，漂亮女性的确更有可能嫁给高收入、事业有成的男性。人口统计数据进一步揭示，在全球范围内，女性通常都嫁给了年龄稍长的男性，这是她们对年龄的择偶偏好的直接反映。最后，女性的偏好也对男性的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吸引异性时，男性比女性更喜欢展现他们的资源；而在诋毁竞争者时，男性也更喜欢攻击他的对手太穷、没有上进心。此外，男性倾向于在网络交友的个人资料中撒谎，他们经常夸大自己的收入、学历和身高。在漂亮女性面前，男性通常被激发出一连串的心理变化，他们会更加看重经济上的成功，体验到更强烈的上进心。简而言之，根据女性的择偶偏好，可以预测男性的某些行为。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我们有理由认为，女性的择偶偏好不仅影响了她们的实际择偶行为，也影响了男性的择偶策略。

第 5 章 男性的长期择偶策略

在远古时代，男性能够从婚姻中获得很多收益。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吸引到异性，特别是那些令人心仪的异性。同时，婚姻使他们更加确定自己的父亲身份，因为他们对妻子的身体拥有长期而且专属的优先权。以适合度来衡量的话，男性也能从婚姻中受益，他们对子女的保护和投资，可以增加后代的存活几率和繁殖成功率。

男性在挑选长期配偶时面临两个重大的适应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辨别生育能力强和繁殖价值高的女性，即能够成功生育后代的女性大量证据表明，男性己经进化出了一些审美标准，这些评价标准恰好预示着女性的繁殖能力。在这些线索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年轻和健康，具体表现为光洁的皮肤、丰满的嘴唇、小而短的下巴、对称性、洁白的牙齿、没有伤疤和感染、女性化的脸孔 、对称的面孔、平均化的面孔以及较低的腰臀比率。与年轻、健康和生育力有关的审美标准，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对体重指数和腰臀比的偏好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1 ）当地的食物是否短缺，（ 2 ）当地的腰臀比的平均值有多大。

第二个重大的适应性问题是，亲子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如果男性不在乎这个问题，他就有可能抚养了别人的子女，这不仅会浪费大量的资源，而且还不能繁衍自己的后代。在许多国家，男性都很看重未来新娘的童贞，但也并非全都如此。也许更有效、更普遍的解决方案是关注配偶在婚后的忠贞度，即女性和其他男性出轨的可能性。

男性的同性恋现象仍然是一个进化之谜，因为这样的性取向通常会导致繁殖率的急剧下降。在几种进化理论中，亲属利他理论拥有正反两方面的研究证据，同时，女性生育力假设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强烈支持。

很多背景因素都会影响男性的长期择偶策略。第一，如果男性拥有女性最看重的特征，比如权力、地位和资源，那么他们将最有可能吸引到梦寐以求的女性。第二，观看漂亮女性的图片，会降低男性对现任伴侣的责任心。第三，进入一段稳定的伴侣关系之后，男性的睾丸激素水平会下降，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比较专一，不想拈花惹草。第四，和漂亮女性互动，甚至只要有漂亮女性在场，就会提高男性的睾丸激素水平，同时激发更多的冒险行为。第五，男性的择偶偏好会随着他们自己的“择偶预算”而发生变化。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男性更加重视“必需品”，比方说女性的外貌。在拥有了必需品之后，男性才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奢侈品”上，比如创造性和某些人格特质。

来自不同方面的证据表明，男性的择偶偏好确实会影响他们的实际择偶行为。第一，对征婚广告的回应显示，男性更偏爱那些年轻貌美的女性。第二，从全球范围来看，男性实际娶到的妻子通常比他自己小 3 岁左右；离婚的男士再婚时往往会娶一个更加年轻的，第二次婚姻时夫妻两人的年龄相差大约 5 岁，第三次则相差 8 岁左右。第三，娶到年轻老婆的男性，确实拥有更多的后代。第四，男性在观看漂亮女性的图片时，很难按要求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第五，男性在和漂亮女性谈话时，会刻意压低他们的嗓音，这让他们的声音更加迷人。第六，漂亮的女服务员（比如年轻、胸大、金发）通常收到更多的小费。第七，女友越年轻，男性在求婚戒指上的花费也越高。第八，在吸引异性时，女性比男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外形上，比如化妆、节食或整容，这说明女性在迎合男性的择偶偏好。第九，在诋毁竞争对手时，女性更喜欢攻击对方的外貌，说她们很淫乱。这些策略非常有效，它们降低了对手在男性眼中的地位，因为这些指控严重违反了男性对长期择偶的选择标准。

第 6 章 短期的牲关系策略

在整个 20 世纪中，关于择偶的科学研究大都集中于婚姻。然而，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背离了这个传统，开始关注外遇和短期择偶。短期关系带给男性的繁殖收益是显而易见的，科学家们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却忽略了女性也能从中获益。

在这一章中，我门先讨论了男性的短期择偶问题。根据特里弗斯的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远古男性可以在短期关系中获得直接的繁殖收益：成功受孕的女性越多，他就拥有更多的后代。强有力的研究证据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希望发展短期的关系。和女性相比，男性渴望拥有更多的性伴侣，希望在交往中尽快进入性关系阶段，在短期择偶时还会降低择偶标准。男性拥有更多的性幻想，他们的幻想经常涉及多个性伴侣。男性在错失性交机会后表现得更加懊悔，他们拥有更多的外遇，并且更经常地光顾色情服务业。尽管有少数心理学家仍然否认这些基本的性别差异（ 例如，Miller & Fishkin，1997 ），但是，男性和女性对性伴侣的多样性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需求，这个性别差异是有记载以来最明显的心理差异，已经得到不同研究的反复证实，并且具有跨文化的强烈一致性（ Schmitt et al.，2003；Petersen & Hyde，2010 ）。

然而，从数学上来讲，短期关系需要双方两厢情愿。除了强奸之外，男性从事短期性活动都必须得到女性的同意。我们找到一些证据，说明有些远古女性确实参与过短期择偶活动。男性的某些生理线索（比如睾丸大小及射精量的变化）表明，精子竞争具有非常漫长的进化历史，因为两个男人的精子有可能同时存在于女性的生殖管道内。从进化的视角来看，女性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收益的情况下参与短期择偶活动。

女性能够从短期关系中获得下面五种适应性收益：经济收益或者物质资源、遗传收益、更换配偶、评估对方作为长期伴侣的潜质以及操纵配偶。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更换配偶假设、获取资源假设、长期目的假设、优秀基因假设或性感儿子假设都得到了相关证据的支持，但是却不支持提升地位假设和操纵配偶假设。人们在使用短期策略还是长期策略上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有趣的是，这些个体差异中至少有一部分能被其他人觉察出来。具有短期择偶倾向的女性，当她们在和男性互动时，她们会挑动眉毛，频繁扫视对方；她们在排卵期前后着装更加暴露；她们在外形上更加男性化，也更容易被面孔阳刚、身材诱人的男性所吸引。男性在短期择偶时会优先考虑女性的外貌，而且对低腰臀比的女性拥有更强烈的偏好。毕竟，腰臀比是预测女性生育力的有效线索。

本章的最后一节探讨了影响短期择偶的背景因素。性别比例是影响因素之一：当女性过剩时，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短期择偶策略。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配偶价值，即一个人对异性成员的整体吸引力。配偶价值高的男性（比如社会地位高、具有支配性、肩臀比更高、运动能力强、长相好看、男性化特征）更有可能采用短期策略，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更早，也拥有更多的性伴侣。相比之下，女性的配偶价值和她们的择偶策略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有些研究表明，女性自我感知的配偶价值和她们的性策略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另一些研究显示，腰臀比较低的女性稍微倾向于短期择偶策略；她们也被认为更加花心。最后，人格特征也可以预测择偶策略。那些外向特质、宜人性较低、责任心较低的人，往往更倾向于短期关系。在黑三角特质（自恋、病态、冷酷自私）上得分更高的人，也更倾向于采取短期择偶策略。

第四编 亲代抚育和亲属关系的挑战

第 7 章 亲代抚育问题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后代是父母基因的载体，因此自然选择将会青睐亲代抚育机制，用来确保后代的生存和繁殖。现在已经发现，人类之外的很多物种也拥有类似的亲代抚育机制。一个最有趣的谜团是，为什么母亲提供的亲代抚育要比父亲多？研究者们提出了两种假设来解释这个问题：（ 1 ）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假设——男性的投入比女性更少，是因为后代拥有男性的基因的可能性更低（母子关系的确定性是 100％，而父子关系的确定性低于 100％）；（ 2 ）损失择偶机会假设——男性因亲代投资而承受的损失要高于女性，因为这些投资使他们丧失了另外的择偶机会。现有的证据不仅支持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假设，也支持损失择偶机会假设。

根据预测，亲代抚育的进化机制至少对以下种背景因素非常敏感：（ 1 ）子女的遗传相关度；（ 2 ）后代把亲代抚育转化成适合度的能力；（ 3 ）把抚育孩子的资源用到其他方面。大量的经验证据都支持这个假设：父母和子女的遗传相关度会影响他们的亲代抚育行为。研究显示，继父母对继子女的积极亲情要比亲生父母更少。与亲生父母和亲生子女的关系相比，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的关系往往存在更多的冲突。新生婴儿常常被人说更像父亲而不是母亲，这反映了试图说服父亲对子女投资的心理机制。父亲对亲生子女的大学教育的投资通常高于对继子女的投资，而且，父子关系的确定性越高，父亲的投资也会越高。如果父母有一方是继父母，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遭到暴力伤害的可能性是那些与双亲同住的孩子的 40 倍，他们被杀害的可能性是那些与双亲同住的孩子的40-100 倍。由于父亲身份存在不确定性，母亲和子女的平均遗传相关度通常会高于父亲和子女的平均遗传相关度，所以我们推测，母亲对后代的投资要比父亲高得多。实际上，女性比男性更喜欢观看婴儿的图片，更善于分辨婴儿的面部表情，更有可能“照料”婴儿和“善待”他人——这是为了保护婴儿不受伤害。简而言之，父母和子女的遗传相关度是影响亲代投资质量的关键因素。

进化形成的亲代抚育机制对后代把亲代抚育转化为繁殖成功的能力也非常敏感。有三类研究证据支持这个理论假设。第一，有先天缺陷（比如患有脊柱裂或唐氏综合症）的孩子通常会被父母送到福利机构或者被遗弃；即便没有被遗弃，他们遭受父母虐待的可能性也远远高于普通小孩。第二，一项关于双生子的研究表明，母亲对健康婴儿的投入往往高于不太健康的婴儿。第三，年幼的婴儿比年长的孩子更容易遭到父母的虐待和谋杀。

影响亲代抚育质量的第三个背景因素，是父母把抚养孩子的资源用到其他方面的途径。人的精力和能量都是有限的，分配给一项活动的精力增加，用于其他活动的精力就会减少。有一些研究者调查了杀婴事件的模式，他们假定，杀婴行为与亲代抚育完全相反，简直就是亲代抚育的反面形式。研究显示，年轻的母亲比年长的母亲更有可能杀害自己的婴儿，因为年轻女性将来还有很多机会生养后代，而年长女性的生育时间却为数不多。另外，未婚女性比已婚女性更有可能杀死婴儿。这些倾向反映了女性进化而来的决策规则，她们根据这些规则来分配自己的精力。最后，男性通常比女性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择偶活动中，他们直接提供的亲代抚育也比女性更少。在阿卡人中，地位高的男性在照料后代上的直接投入要少于地位低的男性。地位高的男性会把精力放到吸引更多的妻子上。总之，父母能够把抚养孩子的资源用到其他方面，这无疑会影响父母的决策规则，调整他们在照料后代上的精力投入。

亲子冲突的进化理论表明，父母和子女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因为他们只有 50％ 的遗传相关度。该理论预测，每个子女都想从父母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但这通常会超出父母愿意提供的资源量。这个理论产生了一些假设，例如：（ 1 ）母亲和子女的冲突有时在子宫内就已经发生，例如胎儿是否自发性流产；（ 2 ）随着双方年龄的增长，父母对子女的重视程度往往高于子女对父母的重视程度；（ 3 ）如果家里有多个孩子，母亲和子女的冲突将会加剧，如果孩子们只是半同胞的关系，母子之间的冲突会更加激烈；（ 4 ）父母和子女在挑选配偶和择偶策略上也存在冲突。有关子痫前期的经验证据支持第一个假设，胎儿会向母亲的血液中分泌大量的绒膜促性腺激素（ hCG ），阻止母亲行经，使胎儿保持着床状态，从而暗中破坏母亲自发性流产的企图。关于谋杀事件的证据支持第二个假设，父母在变老后更不受重视，他们更有可能被成年子女杀死，相反的情况则要少一些。根据价值越低的人越有可能被杀这个假设，成年子女更有可能杀死自己的父母，而不是父母杀死子女。研究证据表明，在有多个孩子的家庭，母亲和子女的冲突确实更激烈，如果孩子们只是半同胞关系，母亲和子女的冲突还会加剧。最后，父母和子女的确在选择配偶和择偶策略上存在分歧。子女比父母更重视未来配偶的外貌，但父母更加重视对方的家世背景。父母特别反对子女采取短期择偶策略，尤其是女儿，父母总是想充当“女儿的监控者”。

亲子冲突将是未来进化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第 8 章 亲属关系间题

在这一章的开头，我们深人介绍了哈密尔顿（ Hamilton，1964 ）的广义适合度理论，以及哈密尔顿规则的公式 $c < rb$。比如，利他行为的进化条件是，利他者所付出的代价，必须小于受惠者所获得的收益与两人之间的遗传相关度的乘积。简而言之，广义适合度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利他行为是如何得以进化的。同时，它将达尔文的经典适合度（个体的繁殖成功）的定义扩展为广义适合度（个体的繁殖成功，加上他的行为对遗传亲属的适合度的影响 $b$ 并乘上他和亲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 $r$）。

接下来，我们提出了广义适合度理论在人类身上的重要推论。这些推论包括：（ 1 ）人类可能拥有一套关于亲属关系的进化心理机制，这些机制可以解决同胞、半同胞、（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姑姨叔伯舅带来的不同的适应性问题；（ 2 ）性别和代际是对亲属进行分类的主要维度，因为这两个维度描述了一个人作为适合度载体的重要特征（比如男性亲属的繁殖数量的上限要高于女性亲属；年轻亲属的繁殖价值要高于年老亲属）；（ 3 ）亲属之间的关系有远近之分，而遗传相关度是预测关系亲疏的主要指标；（ 4 ）合作行为和亲属关系的稳定性是遗传相关度的函数；（ 5 ）年长的亲属会鼓励年轻的成员向遗传亲属（比如他们的同胞）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这往往会超出年轻成员本来的助人意愿；（ 6 ）家庭角色是一个人的同一性的核心；（ 7 ）人们会利用亲属称谓词汇来影响或操控那些没有亲属关系的人（比如“兄弟，能给点儿零钱吗”）。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亲属关系是预测帮助行为的重要指标。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地松鼠的警报行为。警报行为可能会使发出警报的松鼠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警报声让它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但是当近亲正在身边的时候，松鼠仍然会发出警报。帮助亲属的前提条件是生物体能够辨认出谁才是自己的亲属。人类至少拥有四种辨认亲属的机制：（ 1 ）早期在一起生活；（ 2 ）气味；（ 3 ）以谱系距离、社会等级和群体归类为“普遍语法'的亲属分类系统；（ 4 ）长相的相似性。在一项对 300 名洛杉矶女性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帮助行为是帮助者和受惠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的函数。而在另一项研究中，人们需要在一个虚构的生死攸关的场景中（比如冒着生命危险冲进一幢着火的房子去救人）作出决策。结果表明，帮助者和被救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可以很好地预测人们的救助行为。对遗嘱的研究显示，人们倾向于把更多的遗产留给遗传亲属（以及配偶，因为死者相信配偶会把资源留给他们共同的遗传亲属），而不是无亲属关系的人。还有研究表明，人们体验到的悲痛程度与遗传相关度有非常直接的关联（经验证据见 segal et al.，1995；关于悲伤心理的更多评论详见 Archer， 1998 ）。上述研究全都告诉我们，亲属关系是预测帮助行为的一个重要指标。

关心近亲通也包括对他们的感情关系的关注，特别是女性亲属的感情关系。另一方面，没有近亲在身边是一种明显的劣势。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孩子身边没有近亲，或者与继父母和半同胞共同生活，孩子会感到明显的压力，他们的皮质醇水平也更高。

祖父母的隔代投资为我们检验广义适合度理论的预测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此时，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开始发挥作用。祖父和孙子的遗传关系存在双重疑问。首先，他不一定是他儿子的亲生父亲。其次，他的儿子不一定是他孙子的亲生父亲。相反，祖母和她女儿的孩子之间的遗传关系却具有百分之百的确定性。正是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之上，我们预测：在所有的（外）祖父母当中，平均而言，外祖母的投资最多，而祖父的投资最少。至于另外两个（外）祖父母（祖母和外祖父），他们的投资总量应该介于外祖母和祖父之间，因为他们和孙子的遗传关系存在一层疑虑。

来自德国、美国、希腊和法国的经验证据都支持上面这个预测。研究显示，人们觉得他们和外祖母最亲近，和祖父最疏远。此外，人们还报告说他们从外祖母那里得到的资源最多，从祖父那里得到的资源最少。尽管人们对祖母和外祖父的评分确实介于外祖母和祖父之间，但是有趣的是，外祖父的投资比祖母更多。这一发现排除了这种说法：女性对所有亲属的投资要高于男性。

研究者把相似的理论逻辑运用到姑姨叔伯舅和堂表亲的投资行为上。如果你是女性，那么你的同胞将会非常确定你是你孩子的亲妈，而他们则是孩子的姨妈和舅舅。相反，如果你是男性，那么你的同胞就不能确定你就是你孩子的父亲，因为你有可能被人带了绿帽子。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姑姨叔伯舅的投资将会有所不同，其中的投资差异主要取决于孩子到底是他们姐妹的还是他们兄弟的。比如说，姨妈的投资将会比姑姑更多。

有人研究了姑姨叔伯舅的投资行为，最终确定了两个重要的预测指标。第一，姑姑和姨妈的投资要比舅舅和叔伯更多，这是典型的性别效应。第二，姨妈的投资比姑姑更多，舅舅的投资比叔伯更多，这恰好证实了关键性的预测。对堂表亲的利他行为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母系表亲的利他意愿要高于父系堂亲。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从更加广泛的视角探讨了家庭的进化过程。由于家庭模式在动物界非常少见——只有大约 3％ 的哺乳动物表现出家庭模式——所以我们需要对家庭现象进行解释。根据斯蒂芬·埃姆伦的观点，家庭是指子女在成年后继续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场所。家庭的产生有两个关键条件：（ 1 ）子女还未找到其他的繁殖空缺；（ 2 ）留在家里能够获得显著的收益，比如增加存活机会、提高竞争能力、为家庭成员提供帮助或者从家庭成员那里获得帮助。

我们可以从这个理论中得出一些具体的预测。比如说，该理论预测，家庭越富有，家庭的稳定性就会越高，因为子女有机会从家庭中获得收益，或者继承家里的财产。另一个预测是，如果家庭中的繁殖者突然去世，那么家庭内部必然会因为争夺这个位置而发生冲突（比如争夺父母的财产）。这个理论还预测，与原生家庭相比，继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可能更少，再婚家庭的稳定性更差，而且家庭内部的冲突将会更多。很多预测己经在动物身上得到了证实，其中一部分在人类当中也得到了证实。不过，埃姆伦的理论也受到了一些批评：（ 1 ）他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女性在更年期后继续为家庭发挥余热，不会离家去寻找其他的繁殖空缺；（ 2 ）人们在无亲属关系的人群中广泛地参与互惠式的交换活动。这些因素让埃姆伦的理论变得更加完善，因为它们考虑到了人类家庭中的许多独特现象。

尽管早期的进化模型总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和谐的合作关系，但是最近的进化模型指出了家庭中存在的三种冲突形式：同胞冲突、亲子冲突和父母冲突。虽然广义适合度理论认为遗传相关度是预测利他行为的重要指标，但是家庭成员往往很难在遗传利益上达成共识。所以，家庭内部的冲突具有普遍性。

第五编 群居问题

第 9 章 合作联盟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探讨了利他行为这个问题。利他行为的设计特征是，尽管利他者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受惠者却能够从中获得繁殖收益。看起来，利他行为似乎违反了哈密尔顿规则，那么它又是如何得以进化的呢？研究者一直对此迷惑不解。其中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互惠式的利他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受惠者将来对利他者给予相应的回馈，那么利他行为——包括那些促使我们向无血缘关系的人提供帮助的心理机制——就能够得以进化。但是，互惠式的利他行为必须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适应性问题，那就是欺骗。欺骗是指受惠者获得了收益，但是后来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回报。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开发了一套计算机模拟的循环赛实验，用来解决这个欺骗问题。他发现，以牙还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交换策略。按照这个策略，我们应该在第一次选择合作，之后选择互惠式的合作。这个策略不仅能够促进双方合作，而且还有助于解决欺骗问题，因为它可以马上对欺骗行为予以惩罚。

互惠式的利他行为在自然界十分常见。对吸血蝙蝠而言，如果它们的“朋友”未能找到食物，它们会和朋友共享自己的食物。以后，受惠者会向最近帮助过它们的蝙蝠给予相应的回馈。在黑猩猩当中，互惠式的联盟关系不仅出现在雄性之间，也出现在雌性之间，还出现在雄性和雌性之间。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人类已经进化了五种认知能力来解决欺骗问题，让人们能够成功地进行社会交换。人类必须能够辨别不同的个体；记住和每个人的交换历史；懂得向他人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愿望；认识到他人的需求和愿望；用代价和收益来表征各种各样的交换物。研究者们己经证实，我们人类拥有识别欺骗者的心理机制，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对包含社会契约的逻辑问题进行推理。人们在搜索那些获得了收益但是却没有付出代价的骗子时表现得特别警觉。研究证据表明，除了识别欺骗者的适应器之外，人们还拥有一种专门的能力来识别真诚的利他者。选择这样的人作为合作对象、可能是避免遭受欺骗的一种重要策略。

除了亲属之间的利他行为和互惠式的利他行为之外，还有另外两种理论可以解释利他现象，分别是间接互惠理论和赔本赚吆喝理论。在间接互惠当中，利他者并不是直接从受惠者那里获得回馈和收益。实际情况是，其他人在看到或者听说了利他者的慷慨行为之后，更有可能为他提供帮助。至于赔本赚吆喝行为，利他者要提供大量的帮助，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让其他人明确地看到他的经济情况和获取资源的潜力。这是因为，只有经济情况很好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如此昂贵的付出。赔本赚吆喝行为可以使人们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并从中获得收益。总之，利他行为至少可以通过四种途径得以进化：亲属选择（对遗传亲属的利他行为）、互惠式的利他行为、间接互惠和赔本赚吆喝。

友谊的进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问题，那就是银行家困境。尽管银行应该把贷款发放给最需要资金的人，但是问题在于，最需要资金的人往往拥有最高的信贷风险，所以银行只好把贷款发放给最不需要钱的人，而不是最需要钱的人。同样，当我们最需要朋友的帮助时，这也是我们“信贷风险”最高的时刻，因为我们很难马上对朋友提供的帮助给予回馈。这个难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让你自己变得不可替代。如果我们能够为朋友提供某些独一无二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朋友就会对我们投入很大的赌注，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酒肉朋友和真心朋友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当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区分出哪些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经常体验到疏离感，这可能是因为人类已经克服了很多“恶劣的自然条件”，很少有机会面对非常危急的事件。但是，正是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才能发现哪些人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朋友。

有研究者探讨了友谊的功能，他们让人们报告友谊带来的收益和代价。人们既有同性朋友，也有异性朋友，然而证据表明，这两种友谊在功能上存在很大的差别。男性更多地将短期的性交机会看做是异性朋友所带来的好处，而女性则更多地将人身保护看做是异性朋友所带来的好处。同时，男女两性都可以从异性朋友那里获得关于异性的信息，他们都认为这是异性朋友的一项重要作用。同性友谊的代价之一是，你和你的朋友可能成为择偶竞争对手。择偶竞争现象在男性的同性友谊中更为常见，这也许是因为男性对于短期的性行为拥有更强烈的愿望，这也使得男性之间的同性友谊更容易产生冲突。

人类除了进行二元联盟之外，还会形成合作同盟。所谓合作同盟，即是指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只有在解决了搭便车问题之后，这些促使我们形成群体同盟的心理适应器才能得以进化。研究证据表明，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惩罚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如果群体中有人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大家通常都会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情绪会激发惩罚感，促使大家去惩罚搭便车的人。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惩罚感的大脑区域，当人们惩罚非合作者时，他们的奖赏中心非常活跃；此外，人们在惩罚或者报复违规者时，通常会体验到复仇的快感。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惩罚非合作者其实是一种利他行为，因为执行惩罚的人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整个群体却可以从中获益。如果这种“利他式的惩罚者”真的具有利他性，那么我们就需要某种群体选择理论来对此进行解释，比如“文化群体选择”理论。不过，惩罚者也能够从惩罚行为中获得收益，这完全可以用标准的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研究表明，惩罚者可以获得良好的声誉，他们通常被认为更值得信赖、更值得尊敬，也更容易成为群体的焦点人物。良好的声誉让惩罚者获得了两方面的好处：（ 1 ）搭便车的人不敢前来招惹他；（ 2 ）其他人都希望和他建立合作同盟关系。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只要躲避或者不理会搭便车的人，惩罚者就不会因为执行惩罚而付出代价。当我们遭到其他人的排斥或躲避时，我们会感到非常难过，这种现象说明，人类已经同时进化了避免被其他人排斥的适应器。

第 10 章 攻击与战争

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攻击行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现象。其实，它是一组行为策略，只有在各种高度特异化的背景条件下才会显现出来。攻击行为的潜在心理机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化，是因为它能够解决很多不同的适应性问题（尽管有时也让人反感），比如获得资源、同性竞争、提升社会等级以及留住配偶。

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预测攻击行为存在很多差异，比如性别差异、个体差异、年龄差异以及跨文化差异。但是，攻击行为存在差异，并不表示它与生物学因素完全无关。其实，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是一种真正的互动论：它详细地阐明了一系列的因果条件，包括凶手和受害者的特殊特征、激发攻击行为的社会情境以及攻击行为能够解决的适应性问题。

进化的观点认为，采取攻击策略至少会给我们的祖先带来六个方面的收益：夺取他人的资源；保护自己和亲属免受攻击；让同性竞争对手遭受损失；提升地位和社会等级；打消竞争对手的攻击念头；以及防止长期伴侣出轨。

根据进化的观点，我们可以预测，攻击行为在男性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且攻击者和受害者通常都是男性。如果一个择偶系统拥有一定程度的一夫多妻，那么性选择将在男性身上塑造出某些冒险的策略，因为这些策略能让男性获得更多的性交机会，避免自己完全失去繁殖后代的可能性。研究证据表明，大多数的身体攻击都是男性所为，而且大多数的受害者也都是男性。这些证据包括：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性凶杀事件，校园里的欺凌现象，还有澳大利亚原住民社区中的身体攻击行为的人种学证据。

不同类型的攻击行为（男对男、男对女、女对女、女对男），分别源自不同的情境因素。激发男性的同性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通常包括失业和未婚。这两种因素都预示着攻击者即将失去繁殖机会，所以它们激发了男性的攻击行为和冒险策略。另外，当男性的地位和名声受到威胁时，当男性看到或者怀疑有人“引诱”他们的伴侣时，他们也会对这些男人发起攻击。

女性之间的攻击行为主要发生在同性竞争中。但是，女性通常不会使用身体攻击，而是通过言语攻击来诋毁她们的竞争对手，或者通过社交手腕来孤立对方。女性最常用的毁谤策略是攻击对方水性杨花、行为不检，或者嘲笑竞争对手的外貌。这两种策略都非常有效，因为放荡和丑陋完全违反了男性在挑选长期配偶时的偏好和标准。

男性对女性的攻击行为主要是为了控制女性的性活动。性嫉妒是引发男性对伴侣发起攻击的主要原因。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男性的这种攻击行为很可能确实有助于阻止配偶出轨。由于年轻的女性拥有更高的繁殖价值，所以她们往往更容易受到配偶的攻击。这是因为，远古男性都希望自己成为年轻女性的惟一性交对象。

虽然女性杀死男性的案例特别少见，但是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事情。不过，女性通常只是为了自卫。最常见的情况是，男性因为女性的不忠行为（可能确有其事，也可能是捕风捉影）而被激怒，女性为了保护自己才不得已杀死了男性。

战争是指一个同盟群体向另一个同盟群体发起的攻击行为，它在整个动物界都非常罕见。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只在两种哺乳动物身上发现了战争行为——黑猩猩和人类。进化的视角带来了两个预测：战争的参与者主要是男性；女人是男性参与战争所获得的主要繁殖资源。经验证据支持这个理论：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男性一直参与战争；和女性的性交机会是获胜方所获得的主要收益；男性比女性更常自发地评估自己以及他人的战斗能力；男性比女性更加看重同盟者的下列特征——身体强壮、勇于面对危险以及善于打斗。此外，男性还表现出其他特征，比如，在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男性的死亡率非常高；在模拟的战争游戏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向其他群体发起进攻；男性倾向于对“内群体”和“外群体”作明确的区分，贬低外群体成员为下等人。这些倾向表明，男性已经进化了战争适应器。尽管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现有证据都支持战争的进化理论。这些证据表明，男性已经进化了专门用于参与战争的特殊心理机制。

本章的最后一节探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假设，它们都想解释人类的杀人倾向是如何进化而来的。第一种假设认为，杀人行为是一种“疏忽”，是当事人在使用暴力或威胁来控制他人时所产生的意外结果。第二种假设认为，人类（特别是男性）已经进化了一种特殊的“杀人适应器”，这种机制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会被激活。一旦杀人行为带来的收益超过损失，就会产生杀人行为。虽然我们还需要对这两种假设进行更加直接的检验，但是现有的很多研究结果都支持杀人适应器理论。比如，很多人都曾有过杀人的念头；某些特定的情境因素能够激起杀人的念头；男女两性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很多凶杀事件都是有预谋的。

第 11 章 两性冲突

两性冲突是指男性和女性为了各自的遗传收益而产生的相互冲突。男女之间的冲突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约会中的分歧一直到婚姻中的感情困扰。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为什么冲突方式是这样的？对此，进化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首先是策略冲突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想通过某些策略来实现某种目标，但是另一个人却妨碍或者破坏了他的计划，就会产生冲突。比如说，如果女性采取的是长期择偶策略，而男性采取的却是短期择偶策略，假如他们都要成功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必然会产生冲突。甚至，愤怒、烦躁和嫉妒等消极情绪都是进化而来的解决方案，它们提醒双方出现了策略冲突。

关于身体接触的冲突是两性冲突中最突出的一个，它有很多种表现形式。第一，研究表明，男性总是比女性推断出更多的性意向，特别是针对一些模糊信号，比如微笑。第二，男性有时会欺骗女性，尤其是在感情投人程度和长期关系的意向上采取欺骗，以达到他们获取短期性关系的目的。根据错误管理理论，这些冲突可能源自各种进化而来的认知偏差。该理论认为，一种错误的繁殖代价（例如，高估女性的性意向）与另一种错误的繁殖代价（例如，低估或忽视女性的性意向）可能存在天壤之别。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如果这种不对称的代价模式一直存在，那么自然选择必然会塑造出一系列社会推理偏差。这样一来，男性就进化出一种夸大女性性意向的偏差，当女性对他微笑或独坐吧台时，他会认为这些模糊信号表明女性对他感兴趣。这种偏差有助于男性不错过任何性交机会。相反，女性有一种对承诺保持怀疑的偏差，这使她们对男性的承诺信号非常谨慎，避免被虚情假意的男性所欺骗。

两性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工作场合中的性骚扰。绝大多数情况下，男性都是性骚扰的实施者，而女性往往是受害者。受害者有一个特定的轮廓：她们通常都是年轻漂亮的单身女子。遭到性骚扰时，女性受害者通常比男性受害者更加恼怒。这一现象支持了这个假设：负面情绪是策略冲突的信号。不管是哪一种性骚扰，如果骚扰者是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比如垃圾工人或建筑工人，比起被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骚扰，女性会表现出更大的恼怒。

性侵犯也会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和性骚扰一样，女性在遭受性侵犯时，通常比男性更加恼怒，例如未经允许就触摸她们的身体，在她们明确拒绝的情况下继续提出性请求。研究结果显示，男性通常会低估女性对性侵犯行为的恼怒程度。

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强奸到底是男性进化而来的专门适应器，还是其他心理机制的副产物？比如，如果男性寻求短期的性关系，又倾向于使用暴力达到目的，那就很可能衍生出强奸行为。到目前为止，研究结果并没有完全支持哪一种假设。例如，研究表明，强奸受害者通是年轻女性（即有生育力的女性）。但是，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强奸适应器的存在。众所周知，在普通人的恋爱关系中，男性也更偏爱年轻的女子，这是男性进化而来的择偶偏好。为了降低强奸事件的发生率，相关研究仍然迫在眉睫。有一类研究颇有价值，它们试图分辨出哪些男性更容易实施强奸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强奸犯比普通人更早开始性行为，性经验更丰富，观看描绘强奸的小说和图片时更加兴奋，往往还会犯下除强奸之外的其他罪行。简而言之，有些男人把性侵犯作为一种生活史策略。配偶剥夺假设认为，那些找不到伴侣的男人会把强奸作为一种行为策略。但是，并非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支持这个假设。相反，强奸行为也会发生在夫妻或情侣之间。当男性发现或怀疑伴侣出轨时，他就有可能实施强奸行为，这似乎更支持精子竞争假设。另外，心理变态的男人以及认为自己配偶价值较高的男人，当他们怀疑伴侣出轨时，很有可能会强奸伴侣。

最近的研究集中于女性的反强奸机制。这些机制包括：选择“特殊的朋友”充当保护人；选择更强壮、更有威望的男性作为配偶；害怕那些可能发生强奸的情境；遭受性侵犯之后的心理创伤体验。探索女性的反强奸机制，对这些假设进行初步的验证，这样的研究很有前景。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确定女性的反强奸机制的具体策略。

性嫉妒是两性冲突的另一大类。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嫉妒是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用于解决伴侣出轨的问题。与女性相比，男性的嫉妒主要集中于伴侣的身体背叛，因为身体背叛会危及男性的父子关系的确定性。相反，女性的嫉妒则更多地集中于伴侣的长期投资和承诺是否分给了其他人。大量的研究证据都支持上述观点。对巴西人、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瑞典人、荷兰人的研究表明，这种性别差异在各种文化中都非常显著。对被试的嫉妒反应的生理指标进行测量，性别差异仍然显著。此外，男性和女性在很多认知任务中也表现出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比如非随意注意、信息搜索、决策时间、对两种出轨线索的记忆等。一项fMRI研究也显示，男性和女性的嫉妒反应的大脑激活模式存在差别，这说明，性嫉妒的性别差异是进化形成的设计特征。

进化心理学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性嫉妒是一种进化而来的性别差异。但是，这个假设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种观点认为，性别差异根本就不存在，现有的结果只是源于研究方法和测量方式的人为性。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很多研究者通过不同的研究技术所得出的一致结果，这些研究都发现了性别差异。第二种观点是，采用其他的理论框架，也可以对已有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比如“双份浓缩”理论。该理论是一个领域一般性的社会认知理论，但是遗憾的是，它已经被研究结果所否定，甚至它的提出者也放弃了该理论。

嫉妒心理会引发一系列的行为反应，从轻微的警惕一直到严重的暴力攻击。这些行为的进化意义在于，它们可以留住伴侣，防止伴侣出轨。如果妻子年轻漂亮，繁殖价值很高，丈夫为了留住配偶会投人更多的精力。如果丈夫收入丰厚，事业心很强，妻子也会投人更多的精力留住配偶。家庭暴力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留住配偶策略。通常，男性比女性更喜欢使用这一策略，而且往往是缺乏经济资源、不能通过积极的手段留住配偶的男性。

男性和女性也会为了资源而发生冲突。进化心理学有助于解释为何世界各地都是由男性控制着经济资源，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这是所谓的父权制现象的一个方面。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是女性择偶偏好和男性竞争策略协同进化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女性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资源丰富的男性作为配偶，而男性为了吸引女性，不得不相互竞争以获取资源。进化分析还表明，男性不可能为了阻止女性获得资源而全部联合起来。男性主要是和同性竞争，而不是和女人。此外，为了共同的利益，男性还会和许多女性结盟，例如他们的朋友、姐妹、妻子、情人、侄女以及母亲。

第 12 章 地位、声望和社会等级

本章主要探讨了社会地位和支配行为的进化心理，这些现象在动物从（鳌虾到人类）十分常见。支配等级是指，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些成员比另一些成员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那些对个体的生存和繁衍非常重要的资源。支配等级给动物带来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而动物已经进化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比如渴望获得更高地位的动机以及对付同类的各种策略。在某些物种当中，体型的大小是决定个体支配等级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灵长目动物（比如人类和黑猩猩）中，知识技能、慷慨大方、用于结盥的社交技能，才是个体能否获取较高地位的关键因素。一般情况下，个体的地位等级越高，他就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那些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重要资源。

自然选择可能在男性身上塑造了比女性更强的追逐地位的动机。一个择偶系统的一夫多妻特征越明显，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就会为了获得繁殖成功而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在这样的择偶系统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拥有更多的妻子（古代 ），或者更多的性伴侣（现代）。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在各种文化背景当中，位高权重的男性总是拥有大量的妻子、情妇或者妾室。跨文化研究表明，男性早在 3 岁时就形成了地位等级。研究证据支持这个假设：男性在社会支配倾向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而且男性通认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地位是天经地义的。女性倾向于平等主义，而男性则倾向于等级主义。另外，男性和女性在表达他们的支配地位时所采取的行为也截然不同。通常情况下，女性通过亲社会行为（比如解决群体内部的争端）来表达她们的支配地位，而男性的支配行为则主要是为了个人的收益和升迁（比如吩咐别人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而不是亲自动手）。如果给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己选择的话，支配型的女性通常命令男性来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而支配型的男性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丹尼丝·卡明斯提出了支配理论来解释我们身上专门用于获取支配等级的认知机制。支配理论包括两个关键的命题。第一，人类已经进化了领域特殊性的推理策略，让我们专门对涉及支配等级的社会规范进行推理。这些推理策略包括对下列概念的理解，比如允许（比如谁可以和谁结婚），义务（比如在社交冲突中谁必须支持谁），以及禁止（比如谁不能参加战争仪式舞蹈）。第二，这些认知策略应该先于其他推理策略而出现，并且独立于其他的推理策略。支持这个理论的研究证据有：（ 1 ） 3 岁大的儿童已经能对支配等级进行推理，并且已经理解支配等级的传递性；（ 2 ）如果欺骗者的地位较低，我们对这些欺骗者的面孔的记忆将会比地位较高的欺骗者更好；（ 3 ）当站在地位较高的角度来审视那些地位较低的个体时，人们倾向于寻找违背规则的反例。

支配理论所关注的是支配行为背后的推理机制，而吸引社会性注意的潜力（ SAHP ）理论则主要探讨了各种相关的情绪机制，这些情绪机制专门用于解决那些由社会等级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常见的情绪机制包括：地位提升之后的欢快，担心地位发生变动的社交焦虑，地位下降之后的羞愧和愤怒，嫉妒（激发个体去追逐那些别人所拥有的东西），以及沮丧（促使个体表现出服从行为，从而避免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

个体的支配地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挺拔的身姿、低沉而洪亮的嗓音、直接的眼神接触、健步如飞、典型的面部特征（比如强健的下巴）以及体型。睾丸激素和 5-羟色胺都与支配地位存在相关，但是它们和支配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不能确定。有研究证据表明，在体育比赛之后，胜利者的睾丸激素会保持上升的势头，但是失败者的睾丸激素会明显下降。在黑猩猩当中，如果其他黑猩猩没有向首领黑猩猩表现出臣服的姿势，首领黑猩猩体内的 5-羟色胺含量会急剧下降。虽然我们现在对睾丸激素和 5-羟色胺的进化功能还不太清楚，但是它们的增加有利于个体维持其支配地位，而它们的减少有利于个体避免某些危险的挑战。

有些研究者认为，自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追踪地位的策略。自尊至少能以下面三种方式发挥作用：（ 1 ）当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开始减少时，激发我们去改善或修复相应的人际关系；（ 2 ）引导我们作出恰当的决策，比如向谁发起挑战、向谁表示服从；（ 3 ）追踪我们在择偶市场的走俏程度。

虽然本章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支配型的个体，但是我们不该忽略服从型的个体。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必须反复面对那些需要表现出服从行为的情境，所以，如果自然选择没有塑造出相应的进化机制来解决那些与服从行为有关的适应性问题，那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有人提出两种服从策略，分别是韬光养晦（降低自尊水平，避免发生冲突；更好地表现出服从行为，免于受到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和枪打出头鸟。为了给一个关于地位、声望、社会等级和服从策略的完整进化理论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我们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跨文化研究。

第六编 一门整合的心理科学

第 13 章 走向统一的进化心理学

这一章我们主要讨论了进化心理学向主流心理学分支的渗透，包括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研究表明，进化心理学对其他的心理学分支也颇有价值，比如组织与工业心理学（ colarelli, 1998；Nicholson，1997 ）、消费者与市场心理学（ MiIIer，2009；Saad，2007b ）、教育心理学（ Geary，2002 ）和环境心理学（ Kaplan，1992 ）。进化心理学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并且开始改变其他的学科领域，比如对法律（ Jones，1999，2005 ）、宗教（ Krrkpatnck，1999；Pinker ，1997 ）、艺术（ Boyd et al.，2010 ）和经济学（ Kurzban et al.，2001；Saad & GiII ，2001；Wang，2001 ）的进化分析，对数学推理（ Brase，2002 ）、精神病理学（ Brune，2008 ）和社会学（ Hopcroft，2002；Kanazawa，2001 ）的研究，以及对社会认知（ Andrews，2001；DeKay & Shackelford，2000 ）和认知神经科学（ Barkley，2001；Platek，Keenan，& Shackelford，2007 ）等交叉学科的影响。

不过，进化心理学最终有望消除这些传统的学科界线。人不能被简单地分割为相互独立的元素，比如人格、社会性、发展和认知等。尽管稳定的个体差异一直是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但它们也常常涉及社会倾向，拥有特殊的发展源头，而且以特殊的认知机制作为基础。同样地，社会交换和互惠行为通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但是它们的潜在心理机制、也是具有特定发展轨迹的信息加工装置。青春期的急剧变化一直是发展心理学家的传统研究领域，但是青春期的个体差异以及许多重要的变化都涉及社会性的发展。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看来，许多传统的学科界线不仅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而且可能产生误导而不利于科学的进步。这些学科界线采取人为的、非自然的划分方式，把我们的心理机制割裂开来。所以，本书的宗旨是，我们应该通过适应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来研究人类的心理。这种研究思路提供了一种“在自然的连结点上对其进行划分”的方法，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学科界线。

所以，在进化心理学这门新的心理科学中，有一项非常关键的任务，那就是确认人类在进化历史中必须反复面对的适应性问题。在这一点上，当今的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触及皮毛——他们已经确认了一些明显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适应性问题。不过，还有很多的适应性问题仍然有待探索，而我们人类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心理机制也有待发现。对于开拓这些未知领域的科学先锋，我们不应苛求他们马上就能作出巨大的科学发现。

进化心理学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概念工具，这不仅有助于当今的心理学摆脱四分五裂的局面，还把心理学和其他的生命科学联系起来，朝着更加广阔的科学整合迈进了一步。进化心理学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工具，让我们去揭开一些永恒之谜：人类从何而来？人类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状态？还有，让人成其为人的心理机制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