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二十五讲：中国视角

前言

《宏观经济学二十五讲：中国视角》是一份以宏观经济学思想和理论来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现象的讲义。

1. “中国视角”与“宏观经济学”

“中国视角”包含两层含义。

  • 第一层含义是这份讲义以中国经济为分析对象。中国经济是否存在结构性失衡，调结构与稳增长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的债务是不是太多了，是否会爆发债务危机？中国是否发行了太多的货币，是否存在货币超发现象？中国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

  • 第二层含义是讲义以中国经济这个研究对象为标准来筛选要介绍的宏观经济学思想和理论，而且围绕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来展开对理论的阐释。

这份讲义全面拥抱一般均衡理论并摒弃特设模型（ad hoc model）。所谓特设模型，是那些假设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特定数量关系的模型。从理论上来说，宏观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是不稳定的，微观居民和企业行为的改变会让这些关系消失（比如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

当我们突兀地给出一个货币需求函数之后，投向这些深层次经济力量的视线就会被外生设定的函数关系所阻挡。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分析经济，总会碰到一些“神秘”的黑箱，阻碍思维向经济运行根本逻辑的渗透。

只有把握住了这些影响着人们思考的思想源流，才能深人政策辩论各方的思想深处，从而触及宏观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成因。

宏观经济理论背后的经济思想的接受度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已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无须言明的前提假设。但正因为此，这些假设也就为主流理论的适用范围划定了边界。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体，其市场运行有不少异于西方的特征，有不少不符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前提假设之处。

2. 两个角度

讲义以“水”和“石头”两个相结合的角度将中国视角与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有机结合：

  • “水”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理想状况下的市场经济就像水一样灵活一一盛水的容器有什么样的形状，水就是什么样的形状——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仍然受到许多计划经济残余成分的约束。

  • “石头”是市场运行面临的约束条件。如果看不到河中的石头怎样阻碍了水流，就无法理解河水为什么会如此不平静。

就像水在哪里都是水，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在哪里都一样。但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可能会很不一样。所以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推演出市场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的运行特性。

3. 三条线索

讲义用三条主要线索串起了组织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模型，把它们组织成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统一框架。

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

  • 按道理说，消费者会在消费与投资之间权衡。如果投资已经太多，压低了投资回报率，消费者就会把更多收入用来消费而不是投资一一这样就自动形成了消费与投资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

  • 中国经济中最大的一块“石头”是调节消费与投资之市场机制的缺失。中国经济中存在大量不进行消费的储蓄者。他们对投资回报率并不敏感，较少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而削减自己的投资。这样，调节投资的市场机制就会失灵，令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失衡现象浮现。又因为投资项目建成后会带来生产能力的扩张，投资过剩自然就演变成了产能过剩。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需求不足就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瓶颈。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

  • 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材假设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是完全顺畅的——钱一发出来就顺畅地流动到经济中的每个角落。

  • 在中国经济中，货币流动面临不少阻碍和摩擦，因而形成了货币在经济中的非均匀分布。这造成了经济中不同部分的流动性状况差异。

绵延数百年至今的有关萨伊定律的思想论争：

  • 萨伊定律的简洁表述形式是“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所有的供给都会通过市场找到自己的需求，经济增长的约束因而一定在供给面而不在需求面，经济中不可能长期存在需求不足的状况，就像人不会只为了生产而生产一样。人之所以要从事生产活动，一定是他有需求需要得到满足。

  • 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与萨伊定律相左。凯恩斯相信市场运行并非那么高效，萨伊定律只在长期才会成立。按照凯恩斯的话来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 次贷危机之后，稳增长与调结构一直是多方争辩的话题。一方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通过积极的宏观政策来刺激需求，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另一方则认为，刺激政策反而延缓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政府应该放任经济增长的下滑来换取经济结构的优化。在这一争论中，双方观点的核心差异其实在于是否相信市场有自发调整的机制。

4. 讲义的使用

在每一讲中我都会先讲清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数理模型推演结束后，我也会用大白话总结模型的逻辑，并解释其应用。

相比纯文字的论述，数理模型是一种更加精确而高效的沟通工具，能省去很多因为误解而带来的麻烦。数理模型还能把复杂推理转化为相对程式化的数学推演，从而成为逻辑演绎的有力助手。最后，数理模型还是一种简记符号，用一两个式子浓缩核心逻辑。

第 1 讲 有关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

1.1 有关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概述

1.1.1 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

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 PPP) 是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来计算各国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便避免市场汇率波动对比较的干扰，更为合理地评价各国的经济规模。相比按市场汇率进行的计算，用购买力平价算出来的中国经济规模会更大一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 2014 年已经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的位置。

在人类历史中，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978-2016 年，人均真实 GDP 的平均增速达到了 8.6％，经济增长的平稳性也大为增强。在复利的作用下，每年几个百分点增速的差异会在多年后累积成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

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同样都是这些人、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在改革开放前后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换个问法，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究竟做对了些什么，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才能创造出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

从发展阶段来看，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之后的中国正站在一个关键岔路口。如果按照东亚的成功经验，中国的高增长至少还能够维持十多年，并最终将中国引向发达国家的行列。

摆在中国面前的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middl-income trap）描述的是一个国家进人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过去经济快速增长所依赖的廉价劳动力等要素逐渐消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后继乏力的现象。如果这个国家不能找到其他增长来源，收入水平将如落人陷阱般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

改革开放后开始强力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令老龄化社会快速到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人们担心人口红利（demographc dividend）的终结会让中国经济增长就此沉沦。而老年人在人口中占比的增加也让人忧心中国会未富先老，从而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1.1.2 有关经济波动的问题

在各种宏观经济活动中看到周期波动的现象往往对应着居民福利的重大变化——对中国这个大国来说，0.1 个百分点的失业率增加都意味着几十万人丢掉工作，其生活水平显著下降。而有些巨大的经济波动还可能打断长期增长趋势，改变经济运行的大方向。

克强指数是信贷和发电量、铁路货运量三个指标同比增长率的简单算术平均，克强指数的确对中国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有极强的跟踪性，灵敏度高过统计局每月发布的工业增加值。

面对经济波动，我们自然会问：

  • 经济为什么会波动？

  • 经济波动会摧毁经济吗？

  • 我们应该试图平滑经济的波动吗？

  • 经济波动可以被宏观政策所平滑吗？

  • 什么样的政策可以降低经济波动？

  • 中国经济的波动为什么在次贷危机之后加大？

  • 在经济的低谷，我们是应该用政策来托底经济增长，还是应该放任经济增速的下滑？

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在次贷危机后明显加大

1.1.3 有关经济结构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明显偏低的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居民消费占比偏低带来了两个不利后果。

  • 因为消费是居民效用提升的主要方式，偏低的消费占比意味着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并未充分转化为居民福利的提升。

  • 因为消费与投资共同组成了一个经济体的内需，消费偏低就意味着投资占比偏高。而投资终将带来生产能力的扩张。于是，中国经济在终极需求（消费）与生产能力之间的不平衡就越来越突出，最终形成了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格局。

但要成功实现消费转型的结构调整，有些关键问题需要回答。

  • 如果我们相信居民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太低了，那么多高的比重才算合适，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

  • 中国居民消费占比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 什么样的政策能实现消费转型？

  • 简单地给居民涨工资能推进消费转型吗？

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1.4 有关经济政策的问题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影响经济的两个主要手段。对中国是否会爆发债务危机，以及是否存在货币超发，有人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是次贷危机后中国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面临的最主要约束。

在提议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之前，必须分析中国债务走势前景，回答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

  • 中国经济能够承受多高的债务水平？

  • 当前债务上升的势头是否可以持续？

  • 我们是应该削减债务的水平，还是应该通过容忍债务的上升来给财政政策留出空间？

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上升速度很快

货币政策也面临类似问题。如此之多的货币堆积在经济中是否会引发物价飞涨，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危机，是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 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了货币超发的情况，以至于货币政策必须大幅收紧来回笼货币？

  • 如果说中国的货币并未超发，那又怎么解释中国远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 M2 与 GDP 的比率？

  • 为什么中国在次贷危机之后有更高的货币增速，但经济增速却比之前更低？

  • 更多的货币流到哪里去了？

中国 M2 和信贷总量持续攀升

1.2 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方法

1.2.1 为什么要用经济理论来分析问题？

可以对供需分析稍作引申。如果市场中的需求方发生波动（表现为需求曲线的左右平移），那么成交价格与成交数量会同向变化——价量同涨同落。如果是供给方变化引发的市场波动，则成交价格与成交数量会反向变化——价跌量涨或是价涨量跌。

需求引发的市场波动中价量同向变化 供给引发的市场波动中价量反向变化

很显然，房屋销量和房价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房屋销量还领先房价）。用供需分析的框架来看，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主要由需求因素所引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中国土地供应由政府垄断，导致土地及房屋的供给受限。相应地，需求方就成为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主要来源。而需求引发的波动都是价量同涨同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想要在平抑房价的同时又保持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的稳定增长，政府应该加大土地供给。但是增加土地供给会导致地价下降，令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从而为政府所不喜。于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就在房地产需求的数次调控中来回震荡，却怎样也无法实现调控政策最想达到的目标。

中国房地产销量与房价正相关，表明房地产市场波动主要来自需求侧因素

由于猪肉在 CPI 篮子中占比大，其价格波动幅度又剧烈，所以的通货膨胀压力经常主要来自猪肉。那么问题就来了，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当 CPI 因为猪肉价格上涨而上升时，中央银行是否应当收紧货币来抑制这种通货膨胀的上升？

很显然，生猪出栏量（代表了猪肉的供给）和猪肉价格高度负相关：猪肉供应增长快的时候猪肉价格涨幅低。这说明猪肉价格的波动主要来自猪肉供给的波动。而货币政策是需求管理的工具，通过收放货币来调控经济中的总购买力。显然，货币政策不具有直接调控的能力。所以，对于这种猪价带来的 CPI 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最优的应对方式是不做反应。

猪肉价格与猪肉供给负相关，表明猪肉市场波动来自供给

1.2.2 为什么要用数学来分析经济问题？

思想也好，理论也罢，都需要载体来承载。自然语言当然是承载理论的一种选择。不管什么样的理论，都必须用常人能够听懂的语言表述出来，才能影响人，进而影响世界。但是，自然语言也存在模糊性、歧义性，因而不够精确。在我们严格地分析推演时，这些缺点就变得不能接受。

苹果悖论由两句话组成。第一句：“苹果需求上升，苹果价格上升”。第二句：“苹果价格上升，苹果需求下降”。但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加起来不就意味着苹果的需求不变吗？

  • 第一句话中，“需求”指的是消费者对苹果的“偏好”。这里的“需求上升”指的是需求曲线的整体右移。

  • 第二句话中，需求指的是在一定价格下消费者表现出来的对苹果的“需求量”。这里的“需求下降”指的是沿着需求曲线的需求量的变化。

在将推演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后，思维中的模糊之处就无所遁形。不过永远要记住，数学只是工具，我们真正的目的是给现实问题找出答案。数学公式写得精美，不代表问题回答得漂亮。最为重要的是数学所呈现出来的经济逻辑。

1.2.3 经济理论与中国特色

  • 在一定程度上说，没有只限于中国的“中国经济理论”，但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 虽然经济理论都是一样的，但理论被应用到不同环境中所得的结论却可能很不相同。因此，要将经济学方法的普适性和经济研究结论的特殊性区分开来。正确的做法是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得出契合中国实情的结论。

1.3 经济学家应具备的素质

经济理论是为人所用的。运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专业人士是经济学家。理论只有让人懂，才能影响人，进而影响世界。所以，经济学家需要不断在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之间做双向翻译：既要把现买问题转换成数学语言，以便于分析；又要把用数学推理得到的逻辑和结论翻译成自然语言让非经济专业的人士领悟。

对于我们这些学习经济学的人来说，在关注经济现象和数据的时候，还必须将关切投向现象和数据背后的鲜活之人。为什么我们要在意 0.1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差异？是因为那对应着亿万人巨大的福利差异。为什么我们要试图减缓经济的波动？是因为经济的一次衰退就可能让许多人的生活脱离正轨。

第 2 讲 通过 GDP 认识中国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 GDP）不仅仅告诉了我们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大小，还给我们提供了深人经济内部的思路。

2.1 从国民财富到 GDP

为什么要关心国民财富？经济学关心的是人的福利（即居民的效用）。

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分析国民财富的认定和衡量问题。我们假设经济中仅存在一位叫做代表性消费者（representative consumer）的人。在较为宽泛的效用函数的假设下，大量消费者的行为可以被加总起来。所以，我们基于代表性消费者假设所得到的结论也适用于许多消费者组成的经济。

我们假设代表性消费者可以从消费苹果和闲暇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可写为

u(c,l)=ηlog⁡(c+c0)+(1−η)log⁡(1−l)u(c, l)=\eta \log \left(c+c_0\right)+(1-\eta) \log (1-l)

其中，$c$ 为消费者的苹果消费量，$l$ 为消费者的劳动时间。我们还假设消费者在初始的时候拥有一些苹果禀赋，以 $c_0>0$ 表示（消费者无须劳动就能获得 $c_0$ 这么多的苹果）。为了简便，我们将消费者可用的总时间正规化为 1（即消费者拥有的总时间为 1 单位）。这样，消费者的闲暇就为 $1-l$。上式中的 $\eta(0<\eta<1)$ 是一个参数，刻画了消费者对苹果和闲㗇偏好的相对强度。$\eta$ 越大，消费者越偏好于苹果而非闲暇。

这个经济中苹果的生产技术由以下生产函数刻画

y=lay=l^a

其中，$y$ 是苹果的产出，$l$ 是为了生产苹果而投人的劳动量，$0<\alpha<1$ 是一个参数。

显然, 这个经济中苹果的产量应该等于苹果的消费量。将其代入效用函数, 可以把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写成

max⁡lu(c,l)=ηlog⁡(la+c0)+(1−η)log⁡(1−l)\max _l u(c, l)=\eta \log \left(l^a+c_0\right)+(1-\eta) \log (1-l)

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αla−1(1−l)la+c0=1η−1\frac{\alpha l^{a-1}(1-l)}{l^a+c_0}=\frac{1}{\eta}-1

求解上面这个方程，可以算出这个模型中所有变量——苹果的总产量 $l^\alpha$、消费者的苹果总消费量 $l^\alpha+c_0$，从而完成这个模型的数学求解。

居民的效用）。在前面这个模型世界中如果要定义国民财富，其一定与效用水平相关。此外，这个所定义的国民财富一定要可以直接测量。

  • 效用水平 $u(c, l)$ 虽然代表了福利，却是一个无法观测的心理因素。

  • 消费者的商品消费量 $l^a+c_0$ 与闲暇 $1-l$ 虽然与效用水平直接相关, 但在现实中其实也是很难观测的。

与效用有关而且可以测量的经济指标只有 $l^a$ 。它既是经济中消费者购买的消费量, 也是经济中的总生产量 (总产出)。尽管这个指标与效用之间的联系还受到不可观测的禀赋消费 $c_0$ 的影响，但我们可以说 $l^a$ 越高，效用水平 $u(c, l)$ 越高。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内生产总值。以 GDP 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写为 SNA）便是现代的系统衡量国民财富的方法。

2.2 对 GDP 的评价

2.2.1 GDP 与消费者偏好

GDP 包含着价值判断。在对不同产品进行加总的时候， GDP 是利用市场价格来折算不同经济活动成果而得到的总量而价格则反映了组成经济的人（以后还会被称为居民或消费者）对不同成果的主观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居民偏好通过影响价格，最终决定了 GDP。

容易看出，（2.1）式左边是 $l$ 的减函数（分子是 $l$ 的减函数，分母是 $l$ 的增函数）。因此，当消费者对闲暇的偏好增加时（$\eta$ 减小时），方程右边变大。为了维持等号成立，$l$ 需相应减小。换言之，消费者越是在苹果和闲暇中偏好后者，他愿意进行的生产活动就越少，经济中的 GDP $\left(l^0\right)$ 就越小。但更低的 GDP 并不意味着更低的福利。

2.2.2 GDP 与稀缺性

价格为正的商品必然是稀缺的，不稀缺的商品不会有价格。所以，价格最终决定于相对于需求（人的偏好）的供给稀缺性。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劳动所带来的稀缺性的下降来对劳动成果估价。把所有能够降低稀缺性的劳动成果加总起来，就是 GDP。

当 $c_0$ 变大而导致分母变大时，为了保证等式仍然成立，$l$ 需要变小以使得分子部分也变大。所以，苹果禀赋的增加会使得经济的 GDP 下降。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禀赋的增加使得消费者消费苹果的边际效用下降。为了获得最高的效用，消费者就会减少劳动，增加闲㗇，使得闲㗇的边际效用也下降。于是经济中的总产出就变少了。

2.2.3 对 GDP 的简单总结

现在我们可以给 GDP 下一个定义了： GDP 衡量了经济中所有降低了资源稀缺性的生产活动的成果的总价值。从这个定义能看到，GDP 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统计指标。

GDP 本质上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自由的市场中，居民通过交易将其偏好信息包含在了价格信号中，进而形成了评价各种劳动成果的依据。于是，依据价格来加总得到的 GDP 就与居民福利有了密切联系。但是，如果价格信号被扭曲，并不反映居民偏好，那么 GDP 就失去了与居民福利之间应有的联系。

GDP 是一个流量（flow）的概念，衡量的是一段时间内生产活动成果的总价值。而在讲国民财富的时候，大家一般会把它理解成一个存量（stock）。从居民福利的角度来说，把 GDP 理解为国民财富也没什么大问题。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有 GDP 的官方定义： “GDP 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 市场价格：用市场价格来折算加总不同的经济活动成果。

  • 一个国家（或地区）： GDP 的计算总是针对一个有清晰地域边界的经济体进行的。

  • 常住单位：所谓常住单位，是那些在一国（或地区）经济领土内从事经济活动，并超过一定时间的单位或个人。

  • 一定时期：这说明 GDP 是一个流量的概念，是一段时间内经济活动的总和。

  • 生产活动：GDP 的统计一定对应着生产活动的发生。那些非生产性的活动不被计算在 GDP 之内。

  • 最终成果：为了扣除重复计算的问题，GDP 只计算最终成果。那些中间产品不被计算在 GDP 之内。

2.3 通过 GDP 认识中国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个由产出、收入与需求三阶段组成的无尽循环过程。

经济中的生产活动形成产出。产出又变成劳动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的回报，并最终变成居民、企业、政府的收入。而经济主体在获得收入之后，又会把这些收入消费出去，形成对经济产品的各种需求。而这些需求再激发出又一轮的产出。

在这个循环过程中，从产出到收入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从收入到需求是消费和投资行为的问题，从需求到产出是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问题。在这三个环节的每一部分，政府都深人其中：政府提供公共品，因而是重要的生产者；政府还会通过税收、社保以及其持有的生产资料参与收入分配，调节收入分配；政府的开支同时也是全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整个市场经济的循环需要以货币为媒介、以金融体系为中介来进行。

市场经济循环包含产出、收入和需求三个环节。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代表了观察宏观经济的一个视角。而每一个视角都对应一种统计经济总量的方法，即计算 GDP 的方法，分别对应生产法 GDP（GDP by production）、收入法 GDP （GDP by income）以及支出法 GDP（GDP by expenditure）。

2.3.1 生产法 GDP

在中国，生产法 GDP 是最重要的 GDP 数据。国家统计局每季度发布的 GDP 增速，政府每年设定的 GDP 增长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通常说 GDP 增速时，指的都是扣除了物价因素之后的真实增速。真实增速也叫做实际增速、不变价增速。

简单来说，生产法 GDP 衡量了一定时期内经济体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总额。而在现实中，生产法 GDP 是通过加总各个部门生产活动的增加值来统计的。所谓增加值，就是企业的产出价值减去其投人中间品的价值。加总各个环节的增加值而非产出价值，就避免了重复计算问题。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加总各个行业的增加值与加总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应该相等，但在现实中后者却根本无法操作。要加总最终产品价值，就得定义哪些产品是最终产品。在现实中，这个定义既难以界定，又无法操作。

既然要计算各个部门的生产活动的增加值，就需要对部门进行分类。所以，生产法 GDP 是按产业来计算的，产业被分成三大类，分别是第一产业（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生产部门）、第二产业（对初级产品再加工的生产部门）以及第三产业（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在中国的统计体系中，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及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服务业。

工业是中占比最大的部门。又因为工业部门增速波动往往大于其他部门，所以生产法 GDP 的波动时常由工业部门所主导。因此，工业部门是中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抓手。

2.3.2 收入法 GDP

在中国，收入法 GDP 是被忽视的 GDP 数据。国家统计局甚至不发布年度的全国收人法 GDP 数据，其只能在投人-产出表（input-output table，简称 IO 表）中找到。但由于投人-产出表每 5 年只发布两次，相当滞后，因而只在分析长期趋势方面有一定价值。

收人法 GDP 所反映的只是收人的初次分配（primary distribution of income）的结果，即收人是如何被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及政府税收所分别获得的。在初次分配之后，还有收人的二次分配（secondary distribution of income) ，即政府通过征税、转移支付等手段再次调节收人分配，形成新的分配格局。

对收人分配的分析是理解任何一个经济的前提。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经济主体〈个人、企业、政府机构）的偏好都只能通过其交易行为才能在市场中表现出来，进而影响经济的运行。如果收人分配的结构不利于居民（收人没有充分流向居民，而被其他部门截留），那么市场反映出来的偏好就未必与居民偏好一致。

2.3.3 支出法 GDP

在西方发达国家，支出法 GDP 是最重要的 GDP 指标。欧美国家每季度发布的 GDP 数据就是支出法 GDP。相比之下，中国支出法 GDP 的统计就相对落后，目前只发布年度支出法 GDP 数据，且发布时间相当滞后。

支出法 GDP 由消费、投资（又叫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三大类组成。其中，消费又由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三项组成。投资则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组成。尽管存货增加和净出口占比低，它们的波动性却很大，经常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

2017 年中国支出法 GDP 构成

宏观数据一般由多个组成部分构成。由于我们关心的往往是增长，所以并不能仅仅因为某些组成部分的占比小就忽视它们。为了更清楚地看出各个组成部分对总体增长的影响，我们要计算各个组成部分对总体增长的拉动（contribution）力。

假设某个指标 $C$ 包含 $A$ 和 $B$ 两个部分 $(C=$ $A+B)$ 。那么 $C$ 的变化就是 $A$ 和 $B$ 的变化之和 $(\Delta C=\Delta A+\Delta B)$ 。因此, $C$ 的变化率就可以被拆分为由 $A$ 带来的和由 $B$ 带来的两部分, 即

ΔCC=ΔA+ΔBC=ΔAC+ΔBC\frac{\Delta C}{C}=\frac{\Delta A+\Delta B}{C}=\frac{\Delta A}{C}+\frac{\Delta B}{C}

中国国家统计局会按年发布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我国 GDP 增长的拉动数据。这就是俗称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三驾马车”对中国 GDP 增长的拉动

2.4 初探中国经济的消费不足问题

支出法 GDP 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不足 40％，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便是现在许多人讨论的中国消费不足（underconsumption）的现象。

中国支出法 GDP 构成的变化

国民收人恒等式是一些国民收人统计中的会计等式，根据数据的定义，这些等式是永远成立的恒等式。

按照支出法 GDP 的定义，GDP $(Y)$ 由居民消费 $(C)$ 、政府消费 $(G)$ 、投资 $(I)$ 和净出口 $(N X)$ 组成。可将其写成方程

Y=C+G+I+NXY=C+G+I+N X

可以将上式变形为

Y⏟产出−(C+G+I)⏟内需 =NX⏟外需 \underbrace{ Y }_{\text {产出}}-\underbrace{(C+G+I)}_{\text {内需 }}=\underbrace{N X}_{\text {外需 }}

这表明国内产出与国内需求（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投资之和）之间的差额就是外需（净出口)。直觉上来说，如果国内产出在满足了国内需求后还有剩余，那多出来的部分就得让外国人来用，表现为净出口。

注意，产出 $(Y)$ 同时也是全社会的总收人。而收人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就是储蓄，可以用字母 $S$ 表示之。于是有 $S=Y-C-G$。将其代人上式，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国民收人恒等式

S−I=NXS - I = NX

即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等于净出口。直觉上来说，投资要靠储蓄来支持。如果国内投资较少，用不光国内所有的储蓄，那么剩余的储蓄就得借给外国人，形成正的净出口。

由于政府消费占我国 GDP 的比重一直稳定，居民消费占比的持续下降意味着经济中储蓄占比持续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占比攀升。但大量投资会压低投资回报率，抑制经济中的投资意愿。于是在 2001 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的储蓄开始越来越明显地输出到国外，从而令中国净出口的顺差占 GDP 的比重明显扩张。

但中国的净出口顺差势必对应着别国的逆差——整个全球经济是一个封闭经济体。净出口逆差意味该国的国内投资大于其国内储蓄，该国势必要借人别国的储蓄来支持其投资，因而会增加其对外负债。外债越高，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爆发国际收支危机（balance of payment crisis）——无法偿还外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这是国际经济体系自动调节净出口逆差国行为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意味着别国的逆差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相应地，中国的净出口顺差也不可能无限放大。

2008 年次贷危机之后，在投资和净出口都面临较大阻力的时候，为了保证中国产出与需求之间的匹配，有必要增加消费占 GDP 的比重，降低国内储蓄的规模。这便是中国政府在次贷危机后一直倡导“消费转型”的主要原因。

这样，摆在中国经济政策决策者面前的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增加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当我们在谈论中国存在消费不足，需要改变的时候，应该首先问出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恰当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是多少？

而这个标尺最终来自经济学的终极关切——居民福利。我们需要从居民福利出发，以居民的效用最大化为起点，来论证恰当的消费占比应该是多少。这条思路正是之前从国民财富到 GDP 的分析思路。

专栏 2-1 中国统计数据的质量对经济分析有什么影响？

一直有一些人质疑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质量。但即使统计数据质量低，我们仍然能从中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 只要统计数据中的误差是系统性的，就不妨碍我们用数据来把握经济运行的走势。

  • 交又比对不同来源的经济数据，可以让我们避开数据中的陷阱。中国经济数据有很多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发改委、商务部等部委、行业组织、商业机构、别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进出口贸易数据）等。

第 3 讲 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而分析

3.1 有关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

每一个研究经济增长的人都关注的重要问题：

  • 经济为什么会增长？

  • 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状况为什么会不同？

  • 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状况为什么有差异？

  • 决定经济增长状况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文化等起的作用有多大？

  • 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来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3.2 供给与需求的争论

研究经济增长，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别切人：

  • 从供给侧来看经济的生产能力是如何扩大的。

  • 从需求侧来看经济人的需求是如何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的。

当我们观察到市场上的成交数量时，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一定都等于这个数值。于是，怎样分清市场交易数量的变动是供给还是需求在主导，就成为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

所以在谈论需求时，一定指的是有购买力支撑的需求。这其中的关键是收入分配。收人分配决定了在市场这个投票机制中每个人手中选票（也就是收人）的多寡，从而也就决定了市场中有购买力的需求的大小。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经济中有一个守财奴拥有所有

第 7 讲 消费和储蓄的决定（上）

当研究对象是客观与主观相互纠缠的经济社会时，只有那些从微观经济主体最优化问题导出的结论才是稳定的。所以，需要用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做宏观经济分析。

7.1 中国消费和储蓄的基本事实

7.1.1 储蓄的基本概念

我们之所以把消费和储蓄行为并列起来同时研究，是因为这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按照定义，储蓄（saving）是当前收人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可以写成如下会计恒等式

储蓄=收入−消费\text{储蓄}=\text{收入}-\text{消费}

需要注意，储蓄严格地说是一个流量（flow）。由储蓄累积起来的存量叫做财富（wealth）。

对任意一个经济主体，都可以计算其储蓄。对一个国家来说，收人就是 GDP ，消费就是国民总消费（包含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所以国民总储蓄可以写成

国民总储蓄=GDP−国民总消费\text{国民总储蓄}=\text{GDP}-\text{国民总消费}

类似地，居民储蓄可以写成

居民储蓄=居民收入−居民消费\text{居民储蓄}=\text{居民收入}-\text{居民消费}

政府储蓄可以写成

政府储蓄=政府收入−政府消费\text{政府储蓄}=\text{政府收入}-\text{政府消费}

从会计上来说，企业收人是企业支付了工人工资和股东分红后剩下的利润。一般来说，企业的收人会全部转化为企业的储蓄，最终变成企业的投资。所以企业储蓄可以写成

企业储蓄=企业收入\text{企业储蓄}=\text{企业收入}

7.1.2 中国的基本事实

中国消费和储蓄的状况可以用“消费偏低、储蓄偏高”八个字来概括。

  • 消费偏低：中国的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以及加上政府消费后的总消费占 GDP 的比重）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 储蓄偏高：中国的国民总储蓄占 GDP 的比重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中国在人均收人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消费占比明显下滑。目前，这个比重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 多个百分点。

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这种低消费状况不能归因于重节俭的儒家文化。同样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占比远远低于其他两个东亚国家。

即使以东亚标准来看，中国的居民消费占比也实在太低

消费占比偏低也就意味着储蓄占比偏高，因为消费与储蓄加起来就是总收人（即GDP) 。

中国的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中国国民总储蓄的部门构成可以从国家统计局按年发布的资金流量表（flow of funds）中获得。很明显，中国国内储蓄主要由居民和非金融企业两个国国民，冂。

中国储蓄的部门构成

下面我们来看有关中国储蓄的最重要的一幅图。图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 在除开中国和 OPEC 国家的世界各国中，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占比之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负相关关系。

  • 中国以同时较高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占比而与其他国家区别了开来。

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的跨国比较

7.1.3 关键问题

事实与价值判断是两回事。中国消费占比低是一个数据表现出来的事实。但是，说中国消费不足，则是一个价值判断，意味着中国当前消费占比要比中国应有的消费占比水平低。而要这么说，必须首先回答：中国消费占比应该是多少？

7.2 拉姆齐模型：仅居民积累资本

7.2.1 居民的消费与储蓄决策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居民只需要在“今天”和“明天”这两期决定每期的消费和储蓄分别是多少。这里的两期分别对应我们模型中的第 1 期和第 2 期。第 2 期期末就是世界末日。因此，居民在第 2 期应该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消费完。所以模型中的居民只会在第 1 期进行储蓄。在这个情景下，居民的偏好可以写成

U=u(c1)+βu(c2)U=u(c_{1})+\beta u(c_{2})

其中，$0<\beta<1$。$\beta$ 是居民的主观贴现因子，反映了居民缺乏耐心的心理倾向。它表明，站在今天（第1期）来看，今天消费产生的效用比未来等量消费产生的效用更大。这种设定体现了人性的“不耐”。

以消费品为计价物容易写出第 1 期和第 2 期居民的预算约束

c1+k1⩽k0+r1k0+w1Lc2⩽k1+r2k1+w2L\begin{aligned}c_1+k_1&\leqslant k_0+r_1k_0+w_1L\\c_2&\leqslant k_1+r_2k_1+w_2L\end{aligned}

其中，下标表示时期，$c$ 为消费，$k$ 为资本存量（也可理解为财富），$r$ 为资本回报率，$w$ 为工资率，$L$ 为居民可向外提供的劳动量，是个不变的常量。为了简化，我们假设资本不会折旧，并且居民每期都会无弹性地把所有劳动力都提供出去。因此，$L$ 不用带上时间下标。我们还假设资本折旧率为 0。这两个式子说的是，每期居民的支出（消费以及为下期累积的资本）都不能大于每期居民的收入（资本的回报和工资收入）。

max⁡c1⋅c2⋅k1 u(c1)+βu(c2)s.t.c1+k1=k0+r1k0+w1Lc2=k1+r2k1+w2L\begin{aligned}\max_{c_1·c_2·k_1}&\ {u\left(c_{1}\right)+\beta u\left(c_{2}\right)}\\\mathrm{s.t.}&\quad c_1+k_1=k_0+r_1k_0+w_1L\\&\quad c_2=k_1+r_2k_1+w_2L\end{aligned}

设定拉格朗日函数得到其一阶条件并消去其中的拉格朗日乘子可得

u′(c1)=βu′(c2)(1+r2)u^{\prime}(c_{1})=\beta u^{\prime}(c_{2})(1+r_{2})

这是居民跨期优化的最优条件，也称为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由这一方程及居民的两期预算约束式，可以求解出居民两期的消费。从欧拉方程来看，居民的消费与储蓄决策决定于两个东西：

  • 其一是居民两期之间的边际效用比 $u^{\prime}(c_1)/\beta u^{\prime}(c_2)$，它代表了居民的主观偏好。

  • 其二是储蓄回报率 $1+r_2$，它代表了居民面对的客观环境。

7.2.2 一般均衡

我们想象一个世界，其中所有居民都与前面描述的居民一样。而居民的总数量被正规化为 1。我们也可以把前面的居民理解为代表性消费者（representative consumer），即所有的居民都跟他一模一样。

同时，经济中还存在大量完全相同的竞争性企业（也可叫做厂商，同样可以用代表性企业来理解它们），其总量也被正规化为 1。企业并不拥有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并且生命周期只有 1 期（到期末就清算）。

在每期期初，企业需要向居民租用资本和购买劳动力来组织生产。得到产出后，企业向居民提供资本和劳动力的回报（资本租金和工资），然后再清算。企业的生产技术为规模报酬不变。因此，企业的产出将完全被资本和劳动力的回报所分割，在期末不会有利润。

每期资本存量的下标都对应着前一期——时间下标对应着变量取值被决定的时期。事实上，动态宏观模型中的内生变量总能够被区分为两类：

  • 一类取值在当期被决定，叫做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

  • 一类取值在上一期被决定，叫做前定变量（pre-determined variable），或状态变量（state variable）。

企业每期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ti−1d⋅lidAF(ki−1d,lid)−riki−1d−ωlid\max_{t_{i-1}^{d}·l_{i}^{d}}AF(k_{i-1}^{d},l_{i}^{d})-r_{i}k_{i-1}^{d}-\omega l_{i}^{d}

其中，$t=1,2$。$k_{i-1}^d$ 是企业在第 $t$ 期对资本的需求量，在第 $t$ 期被企业决定。

将均衡时市场出清条件（这些条件保证了均衡时居民和企业的最优化和谐地同时达成）待入企业的一阶条件，并将其代人消费者的跨期优化欧拉方程式，可以得到

u′(c1)=βu′(c2)[1+AF1(k1,L)]u^{'}(c_{1})=\beta u^{'}(c_{2})\begin{bmatrix}1+AF_{1}(k_{1},L)\end{bmatrix}

7.2.3 对模型的讨论

以上这个模型给出了一个经济最优消费（同时也是最优储蓄和最优投资）的决定机制，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对现实的基准。

7.4 模型求解的三点技术注释

7.4.1 居民优化问题中企业股份的选择

7.4.2 企业的优化目标函数

7.4.3 均衡求解

模型只是我们用来对现实进行分析的一个工具。我们求解模型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不断认清现实的过程。事实上，求解模型均衡的过程，就是给出越来越多的条件来越来越精确地刻画现实的过程。

第 8 讲 消费和储蓄的决定（下）

第 9 讲 中国的消费不足

第 10 讲 从内部失衡到外部失衡

第 11 讲 外部失衡和经济危机

第 13 讲 灵活价格下的货币经济

第 14 讲 黏性价格下的货币经济与货币政策

第 15 讲 货币政策传导与流动性效应

第 16 讲 理解中国金融市场额预算软约束视角

第 23 讲 新-新古典综合给出的正确答案

第 25 讲 理解中国经济的六层思维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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